4 浏览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如果能够用上一些社会热点的新闻，或者是时评类的作文素，也许会让阅卷老师眼前一亮哦。下面小编为大家总结整理了一些2020年最新的高考作文热点素材，希望大家喜欢。
素材一：
导读：清华大学颜宁教授关于“幸福”的一次演讲火了。学生曾问她，与电视剧《欢乐颂》的主角安迪相比，你付出的努力更多、名望更高，赚得却很少，会感觉不平衡吗?答曰：金钱不能成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一问一答，道出了多数人“想要与得到”的挣扎。以下是关于“拜物主义”的时评观点。
现代人面前都摆着一道“幸福难题”。就像斯基德尔斯基父子在写《金钱与好的生活》这本书时，他们的朋友问道，“你们不是打算告诉我们，你们认为多少钱才够吧?”这本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探讨金钱与美好生活关系的著作，正是聚焦于此，“多少钱才够”“够是相对于什么来说”等问题伴随始终。
之所以是“难题”，是因为有关金钱与幸福感相关性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结论更是悬而未决。即便在马克思看来，“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资本主义，也没能满足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追求。相反，经济上的不知足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这种渴望植根于人的本性。
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几乎就等同于美好生活。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人对资本主义不抱有任何幻想。凯恩斯在1928年对剑桥大学本科生做了一次演讲，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他预测，“100年后，先进国家的生活标准将是今天的4—8倍”，并且描绘了舒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前景。研究表明，自1930年后70年里，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而工时预计到2030年才能达到每周35个小时。“一个无须工作的未来”并没有到来，在一些国家，富人的工时甚至不降反升。
在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用更多自由时间做喜欢的事情，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生活。现实情况是，经济增长并未实现预言中的美好，大多数人还需要辛苦地工作，考虑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世界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变化，“凯恩斯”们的失败预测也不足为奇。
经济增长或财富增加，确实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对国家而言，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加重污染、挤压闲暇、贫富分化等经济增长负效应可能会逐渐凸显。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对多国进行幸福感与GDP的调查后，发表了论文《经济增长是否能改善人类命运?》，他的答案是“可能不会”，这是著名的“伊斯特林矛盾”。
对个人而言，美好生活里不能只有金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钱包逐渐变鼓，但也带来“你幸福吗”的困惑。金钱没有“原罪”，与美好生活也密切相关，但当一个人把对生活的追求框定于物质与金钱时，就会像传说中的迈达斯国王，虽被赋予点石成金的魔力，最终却被饿死。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活着的目的应该是让自己开心，但人们终其一生忙碌又受罪，想到这些还真是让人不解。”如今，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着从高速增长过渡到可持续增长的阶段，我们每个人则面临着从追求物质过渡到追求幸福的时刻。全面小康带给人们的意义，就是在可物化的指标之外，还要补全健康、安全、尊重、个性、闲暇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种种目标。在发展起来的语境下，更多人的人生选择将不再是被迫或者孤立的。未来几十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拜物都将退位成生活的附属品，而探寻可能性、关注幸福感、为爱好打拼，一定会成为公共空间中不断出现的新风尚。
素材二：
导读： 有“网红县委书记”之称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近日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近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陈行甲表示，在扶贫过程中，有些贫困户“不懂感恩”，需要加强对群众的感恩教育，陈的话引起舆论热议。那么，贫困户“不感恩”需要“教育”吗?
时事评论观点：
说贫困户“不懂感恩”，其实更多表现为贫困户对于扶贫工作和扶贫干部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从现实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放在全国来看，这毕竟是极少数。有问题需要正视，但也不能夸大问题，更不能制造问题。不能把个别贫困户的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当成普遍的状态，进而就要号召什么“感恩教育”。
这种所谓“不懂感恩”的心态，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恐怕并非无中生有，它主要还是出于贫困户对扶贫工作没有信心，或者看不到希望。在一些地方，“扶贫口号年年喊，一年更比一年响”，可干了很多年还是“涛声依旧”，工作内容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扶贫成绩寥寥。
在扶贫没有做出成绩的情况下，何以要求贫困户要“感恩”?当前社会背景下，扶贫工作仅靠上级给一点扶贫款，发一点扶贫物资，又能解决多大困难?应看到，有些地方，确实存在“扶贫只靠口号，帮扶只靠要钱”、敷衍其事的情况，对此，很多贫困户看在眼里，疲惫在心里。这一语境下，贫困户对扶贫工作不感恩，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怀疑和观望心态。
正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即便在现实中，一些贫困户存在消极心态，也急不得，恨不得。陈行甲说，“当干部的肯定不能与老百姓计较、赌气，因为躬身为民是当干部的本分，为了老百姓的事当干部的也应当受得了气。”对于地方扶贫官员来说，必须正视消极心态的存在，追问消极心态的由来，反躬自问一下，如果工作做到位了，成效出来了，贫困户还会“不感恩”、需要“教育”吗?
因此，陈行甲所谓贫困户“不懂感恩”、“加强对群众的感恩教育”的论调，更像是无的放矢。扶贫不能只盯着贫困户得到了什么，而应该及时觉察到还有哪些扶贫工作没做到位，并在此基础上改善扶贫内容与措施，让贫困户看到希望。果能如此，贫困户岂会“不懂感恩”?
素材三：
导读：近期，一项在线调查显示，89.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因孩子学习而焦虑的父母多，其中40.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多。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不同社会阶层生存生态的鲜明反差，让许多家长渴望“争上游”。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渠道，能够打破“出身论”。就此而言，“为孩子学习焦虑”折射了家长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认同，隐伏着他们对社会流动向上的深切渴望。
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教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谱，任何一个环节掉队，都有可能让孩子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劣势地位。说到底，纵向社会流动既包括“向上爬”，也包括“往下跌”，在教育竞争中落败，意味着孩子难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按照著名人类学家闫云翔的说法，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不仅说明了一种亲子关系，也恰恰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格建构模式。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必须扮演好一生中各种各样的角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道德义务和情感责任的驱使下，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在应试教育的竞赛场里绝尘狂奔。
许多时候，家长不是不懂快乐童年对于孩子的价值，而是担忧孩子将来在社会流动中“往下跌”。读懂家长们的无奈与纠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孩子学习焦虑”。